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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竹强的博客

中国智库发起人,竹强经济说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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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籍:烟台招远,80后,国家发改委中投委新能源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,中国智库发起人,人大财经论坛专家、多家媒体财经评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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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需要怎样的城镇化  

2013-06-29 08:57:1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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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已驶上城市化的快车道,不出十五年,将实现全面城市化的目标。突如其来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:耕地减少,环境污染,地域特色文化消失,产业结构畸形,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,人口就业压力增大……等等。而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思维和手段似乎还停留在传统世界里,总是慢半拍。于是,一个现实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:我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城市化结果?是一个结构合理、环境优美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城市群,还是一个结构畸形、环境被破坏、问题成堆的城市群?

  我们当然都想实现那个好的城市化结果,但如何实现那个好的结果,还有太多的思路需要理清,本文就是这些思路清理中的一部分,这些思绪产生在穿行于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旅途之中,零乱、缺乏系统,且不够专业,我们努力用逻辑上的一致性去整理出这些散乱的思绪,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。也许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转入实践的途径与机会,但它们至少表达了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。

  关于城市和城市化

  1、城市化是由产业革命带来的

  城市是与农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。城市与农村的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居民的物质生产形态不同:农村是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为主的人口聚居区;城市是从事工业及其它现代产业为主的人口聚居区。种植业和养殖业需要宽阔的土地作为场所,所以,其聚居形态就是面积较大的田野间分散的人口数量较少的聚居点——村落;工业和其它现代产业所需的作业场所,比起种植业来讲要小得多,但人员密集程度要高得多,由此,就形成了人口极度密集的聚居区——城市。城市周边也有田野,只是由于人口聚居区(含商业服务区)太大,人们要走出好远(如20公里以上)才能见到田野,不像乡村那样,走出几百米就可见到田野。

  古代也有城市,那时形成城市的原因也是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,如统治业(现代的说法是公共管理业)、手工业等。由于统治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会很大,所以,当时的城市在规模和数量上,都要比现代城市小得多,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也不过一百万左右,那还是因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,有最为庞大的“公共管理业”所致,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疆域没那么大,“公共管理业”的规模就小得多,所以城市规模也就小得多,在古代的欧洲,二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算大的了。

 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,现代的非农产业快速发展,种类、规模和数量都不断扩大,所以,现代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也不断扩大。如今,世界上超过一千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就有数十个,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更是不计其数。一切都是因为现代产业,包括工业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。

  2、产业性质决定城市性质

  既然现代城市是由现代产业造成的,那么,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决定什么样的城市。以中国为例,重庆这座城市起源于其处于四川长江水运起点的码头地位,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,支撑这个城市的是运输业,由此也造就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——码头文化:人员流动性强,讲江湖义气,易形成各种黑社会帮派诸如袍哥之类的。建国后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,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,如基于石油业的玉门、大庆、克拉玛依,基于钢铁冶金业的包头、攀枝花等,各城市也有其独特的文化色彩。

  外国也一样,美国的底特律是汽车业的城市,美国汽车工业的衰退使这座城市也开始衰退。

  当然,任何城市都不是由单一产业构成的,而是包含着多种产业,但在这些产业中,总有一些起初始作用或现在起最主要支持作用的产业,我们不妨称这些产业为该城市的核心产业或支柱产业,是支柱产业的性质决定着城市的性质,比如北京,其支柱产业就是公共管理业,其它一切产出均是围绕着公共管理业发生的。同理,中国每个省的省会城市,公共管理业也是其核心产业。

  3、产业规模决定城市规模

  构成现代城市的真正“细胞”是企业而不是社区;是企业在给这些人发工资,提供生活资源,而不是社区;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决定着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,进而决定城市整体的规模。产业也是由企业构成的,在生产性质上相同的企业集群就是产业,因而,我们可以简单地说,产业规模决定城市规模,也就是说,在一定的区域内,大产业造就了大城市,小产业造就小城市。

  4、产业政策决定城市规划

  既然产业决定着城市的性质与规模,那么,在对一座城市进行规划时,首先要进行产业规划,或者说,城市规模只能在既有的产业基础上进行,而既有的产业基础及其发展方向是由政府的产业政策决定的。如果说,发展出具有独特文化、环境优美、社会和谐的城市是目标的话,那么,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产业政策,如果产业政策不到位,那么就不能实现这个好的城市化的目标。

  5、手段与目标的背离

  也恰恰就是在产业政策这个关键问题上,现在的有些实际做法是背离了自己设计的城市化目标的。比如:我国的城市化方针是“严格控制大城市、合理发展中等城市,积极发展小城市”。但所有的产业政策都是鼓励企业“做大做强,实现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”,简言之,就是鼓励大企业发展的政策,(尽管也有不少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,但其目标仍是要求小企业“做大做强”,变成大企业,而不是维持在小企业的地位上),所以,实践下来的结果是,大城市控制不住,越来越大,越来越多;中等城市的发展速度总是落后于大城市,且越落越远;而小城市的发展就更是落后,最终的结果,就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与畸形的城市结构。

  再比如,我国在城市化发展中,特别强调保护农业用地,强调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越过,可事实上,总有人在挑战这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,以茅于轼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出的是理论上的挑战,而各地的乡村政府和当地农民,已经悄悄地在那十八亿亩地上盖起了不计其数的小工厂和度假村,这是在行动上的挑战。这些人之所以敢挑战这条“红线”,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产业政策的缺失,如果通过政策手段的调控,使得一亩耕地的农业产值等于一亩地的工业和商业产值,或者房地产开发商买一亩耕地的代价足以让其破产的话,那么,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,就不会再有人挑战这条红线了。

  6、小结

  我们不必絮叨发展小城市的好处了,也不必再强调保证十八亿亩耕地的重要性了,因为对一个个具体的利益主体来讲,他们所想的只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,根本听不进去那些出于公共利益和他们自身长远利益的道理。人就是这样,他们宁肯花一百万块钱把自己家里装修成豪华的宫殿,也不愿为改造门前的臭水沟投上一万块钱。只有政府是理性的,而且是公共理性,政府就是公共理性的化身,它必须实现自己的使命,只有政府基于公共理性基础上制定出科学正确、且有强制性的产业政策和城市化政策,才能确保我们的城市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  所以,在讨论如何实现一个好的城市化的未来时,我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在产业政策上。

  我们的目标是:严格控制大城市,合理发展中等城市,积极发展小城市。

  我们的手段是:严格控制大企业和大产业,积极发展小企业和小产业。

  当前的突出重点是:发展经济的同时,保护环境,保住最基本的耕地(农业用地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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